谢小麟：有限政府建设与北海投资环境
2004年06月13日 00：08：00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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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的两种成长模式说起
关于企业的成长模式，经济学界通常谈论的有两种，即拟人化的成长模式和收购兼并式的成长模式。
所谓拟人化的成长模式，是指一家企业从诞生到成熟，主要是靠自身努力不断发展壮大，比如沃尔玛，从150年前的一间小店不断积累发展到现在遍布全球的3000多家连锁店。而另一种模式则通过大规模的兼并、合并迅速地壮大自己，如通用电器在威尔奇时代先后兼并收购了200多个企业，IT业的思科在1999和2000年也收购兼并了40个企业。
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既有拟人化成长、历经风霜的历史名城，也有依靠外力如大肆兼并收购吸引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稀缺资源的吸纳）而迅速成长的新兴都市，在新世纪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往往是后者而非拟人化逐步成长的百年老店。
北海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城市。在2002年，北海以高于全国平均数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完成国内生产总值达138亿元，实现11.63亿元的财政收入，是“九五”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即使在2003年北海能够以几乎是天方夜谈般的100%的速度增长，也只能实现GDP276亿元、财政收入23.26亿元的目标，经济总量依然是很低的。
综观中国城市扩张或城市化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无不因为他们广泛地吸纳了国内乃至于世界各地的资源，并由此产生了积聚效应，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由此实现了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北海的跨越式发展，其基础亦应该在于此：即把发展奠定在大规模吸纳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基础上。
野鸡和家鸡的活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的实力。要寻求北海的超常规发展，就必须要超常规发展自己的企业。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才是企业最好的生长环境呢？
野鸡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严酷的竞争环境里。如果人们不用枪和毒药去威胁它们，野鸡的活力就永远强过家鸡。
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人们会发现，那些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往往是最早放开的企业。相反，那些一直受到政府特殊保护和关照的企业，当这些特殊的保护消失以后却最经受不起市场的风浪。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改革的成功在于国家把一直紧紧抓住不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或归还给了广大的农民；国企改革的成功在于经过了放权让利、承包租赁、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步骤之后，确定了全面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因为将原来由政府抓住不放的权利，下放给了普通的人民群众。
绝对国家权力的松动使农户和民企有了生存空间，这是国家对改革最大最实质的贡献。
由此，我们发现：所谓改革做得好的政府，无非是放得开一些、限制得少一些、对人家个人的事、公司的事研究、批准、决定、处理得少一些的政府；而由这样一个有限政府为主导所营造的企业生存环境，才是企业最好的生长环境。
应当让滥权者无权可滥
要吸纳外来的资源，要使北海的企业超常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优良的投资软环境。这已经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道理。
但是，知道归知道，我们的投资软环境依然不是那么理想。
2002年10月市投资服务联合办公室编印的《北海投资简报》说：“服务态度没有明显改善，办事效率还比较低”、“一些部门还存在吃、拿、卡、要”、“各种收费偏高，有关政策得不到兑现”等，并建议下大决心采取有利措施努力营造投资环境。
然而，要努力营造最佳的投资环境，就必须有效遏制“有关部门”的滥权行为。而“有关部门”的滥权行为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无疑又与政府的“经济人”角色有关。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证明，政府并不像传统看法认为的那样是全体纳税人的代表。政府也象一个自利的人一样，也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冲动。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也会与民争利。而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政府的自利特性决定了他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有效遏制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滥权行为。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是一个相伴相生、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有限政府，而只要是有限政府就一定是市场经济。只不过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要求的是一个少干预的有限政府。
一个现实的例证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年初，国家取消了公安部门对娱乐场所的审批权，从事娱乐业的老板们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其实，在有关监督措施并不完善的今天，指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和“有关部门”自己感悟而不去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解决以权谋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没有权力，而取缔滥用权利的最好办法是建设有限政府，让滥权者无权可滥。
政府应成为最好的“守夜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一，就是政府全面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把企业交给企业去管，把市场归还给市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把私人产品的领域归还给私人去处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有限政府。我们的政府管理方式一直是采用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由政府控制了经济活动中的所有生产资料、经营管理，同时还包揽了所有的社会事务，并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干预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由于政府的干预是广泛、普遍和深远的，其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又不受约束和限制，因而必然导致的是一个全能政府或“无限政府”，整个社会也相应成为了一个利益高度整合的一元化的社会。
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是全能政府，它的能力也是有边界的，相对于其要实现的目标，政府本身所具有的行政力和法律强制力，总显得不够，为此，它必须运用其它手段和资源，来动员社会力量并整合社会利益。作为一个全能政府，改革开放前，政府用以动员社会的主要手段是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这一手段变成了经济利益。
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向纵深两个方向发展，其所创造的增量资源已基本消耗殆尽，经济利益动员已愈加困难。由于利益分化所导致的社会认同的缺乏，更使得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反对者总比拥护者多。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得不把本应是市场和个人的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一个有限政府的雏形于是开始形成。打造有限政府，乃大势所趋。
或许我们会说，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中的一个现象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放开市场并不是说放任市场。相反，最需要政府去努力做好的，就是规范市场、监管市场，并为广大民众提供一流的私人产品以外的公共产品，作最好的“守夜人”。而政府的所谓强势，也应该是在这个领域里施展。
现在，北海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的可能，正面临着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改革方面先行一步，率先在这里建设有限政府，以制度的革新来营造北海的最佳投资环境，让北海的政府成为中国最好的“守夜人”，那么，我们或许就找到了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从而让北海成为中国最好的投资场所，让北海能够大规模吸纳外来的种种资源，以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简介：谢小麟，民建北海市委会主委）